探寻中国第一大民族主义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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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起源上看，中国的民族主义乃是早熟的华夏民族之政治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大”在这里是动词，表“重视”和“尊崇”之意）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即在政治和文化“大一统”的现实和观念的背景上，一方面主要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形成了“尊王攘夷”的政治民族主义
另一方面，基于对周边各族群之居高临下的无比的文化优越感和自信心，同时又形成了“平天下”的文化民族主义－－所谓亡国与亡天下之辨，就建立在这种带有浓烈世界主义色彩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础上。
中国第一大民族主义是哪个
中国第一大民族主义者就是梁启超 。
无论是从海外引进民族主义的观念，还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呼唤
对外的国民运动，梁启超起到了其他人无可替代的历史先驱作用。他
对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禀性理性而非单纯情感的，基于国家共
建而非种族意识的，对外抗争而非对内压迫的，大中华主义而非大汉
族主义的，均打下了深深的个人印迹。今天，当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再
度在中国甚嚣尘上时，回顾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先驱梁启超的思想历程
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一、提倡国家主义的“ 大民族主义”
本杰明史华兹指出：“ 有一点应该首先注意到，即在19世纪
末以前，许多所谓的‘ 对西方的反应’ 大多仍发生在中国传统思
想的框架内。
这个框架不是别的，乃是文人学士一向身处其中的精神的和理性
的世界。“ 严复系统地介绍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是国人
向西方思想界讨教自强之道的首次尝试。严复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一样，在甲午战败后把” 保种“ 、” 保国“ 视为一个紧迫的
问题，所以史华兹说，” 严复在对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原理的初步解
说中，用语就已经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了：‘ 物竞’ 者，物争自
存也‘ 天择’ 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
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
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 社会达尔
文主义所谓的生存竞争，既包括种内竞争，也包括种间竞争。生存竞
争说传入美国，最受重视的是前者同一学说传入中国，使清季士人”
如饮狂泉“ 的则是后者。也就是说，使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共鸣的不
是” 达尔文式的个人主义“ ，而是” 达尔文式的集体主义“.1896
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提出了” 以群为体，以变为用“ 改革纲领，他说：” 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
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非洲之黑人，印度之棕人，美洲、
南洋、澳岛之红人，所占之弟，居地球十六七，欧人剖之钤之，若栏
狮象而驾驼马，亦曰惟不能群之故。群之道，群形质为下，群心智为
上。“ 因此，中国必须” 变法“ 以寻求一种善群心智的新制度。
张灏认为，梁启超这时已经在探讨” 一种新的政治共同体概念，它
受到民族主义和达尔文派关于世界为无情的国际竞争和斗争所支配之
说的强烈影响“ ，” 潜藏在他的政论作品表面之下的，还是民族
主义的思想。“ 据考证，现代汉语中的” 民族“ 和” 民族主
义“ ，都是从日文借用来的。
正是在梁启超发表于1899年的《东籍月旦》中，首次出现了“
民族” 一词。梁启超在此文中使用了“ 东方民族” 、“ 泰西
民族” 、“ 民族变迁” 和“ 民族竞争” 等新名词。随后
他又率先引入了“ 民族主义” 这一概念。在19０1 年发表的《国
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梁启超介绍了欧洲国家思想的变迁：从
过去的家族主义时代、酋长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到现在的民族主
义时代、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他指出：“ 于现今学界，有割据称雄
之二大学派，凡百理论皆由兹出焉，而国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权
派，卢梭之徒为民约论者代表之二曰强权派，斯宾塞之徒为进化论
者代表之。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权
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
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
效也，能增个人强立之气，以助人群之进步及其弊也，陷于无政府
党，以坏国家之秩序。强权派之言曰：天下无天授之权利，惟有强者
之权利而已，故众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权当以血汗而获得之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故政府有无限之权
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
是即帝国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确立法治（以法治国谓
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及其弊也，陷于侵略主义，蹂躏
世界之和平。“ 在此二者之中，梁启超从感情上是倾向于民族主义
的。他说：” 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
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
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
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 但是，梁启超同时也认识到，”
正理与时势，亦常有不并容者。“ 当欧洲诸国与欧外诸国相交时
扩张属地之政策遂蔓延于十九世纪之下半叶，民族帝国主义最终取民
族主义而代之，权盛于二十世纪。在这个时候，梁启超尚不主张中国
实行民族帝国主义，根据单线进化论的思想，他认为中国要经过民族
主义发展阶段。” 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
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少之材料也由
民族主义而变为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事也。……吾尤
恐乎他日之所谓政治学者，耳食新说，不审地位，贸然以十九世纪末
之思想为措治之极则，谓欧洲各国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万能
之说，移植于中国，则吾国将永无成国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
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
当汲汲者也！“ 两年以后，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
一文中，稍稍修正了上述的观点，在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卢梭
学说与伯论知理学说之间，进一步倾向于后者。他解释说：” 吾非
敢袒伯氏而薄卢氏，顾以为此有力反对之一大学说，为有志建国者所
宜三复也。“ 在此文的结尾，梁启超写道：” 及前世纪之末，物质文明发达之既极，地球上数十民族，短兵相接，于是帝国主义大起
而十六七世纪之干涉论复活，卢梭、约罕弥勒、斯宾塞诸贤之言
无复过问矣。乃至以最爱自由之美国，亦不得不骤改其方针，集权中
央，扩张政府权力之范围，以竞于外，而他国更何论焉。夫大势之所
趋迫，其动力固非在一二人，然理想之于事实，其感化不亦伟耶！若
谓卢梭为十九世纪之母，则伯论知理其亦二十世纪之母焉矣。“ 梁
启超认识到，在列强竞争的世界上，中国的国大民众本身就是一个有
利的竞争条件。他说：” 合群云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以物竞
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
此稍学哲理者所能知也。
吾中国谓之为无群乎彼固庞然四百兆人，经数千年聚族而居者
也。“ 他反对提倡” 排满复仇论“ ，主张合满汉各民族为一大
中华民族，以相对于世界其他现代民族国家。他提出了” 大民族主
义“ 和” 小民族主义“ 这样一对概念。” 吾中国言民族者
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
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
外诸族是也。“ 他认为汉族本身也是由多数种族在历史上混合而成
而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因此，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完全可能的
中华民族若” 号称四万万同胞，谁曰不宜“ 中华民国建国后采
用代表国内各主要民族的五色旗作为国旗，正是梁启超” 大民族主
义“ 思想的政治结晶。
梁启超对于近代政治学的国家、主权理论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因
此他在与革命党人辩论时，始终以国家而不是以种族作为民族主义的
载体，坚持一种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而他的论战对手却往往凭借于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一般人的民族感情，以“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一类的比孔孟之道更原始的部族主义来煽动人心。尽管革命党人的
蛊惑言词可能一时显得更为气盛，但是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却更有
生命力，构成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主干。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时
显然只有梁启超以对外反帝为指向的“ 大民族主义” 才能适应中
质文明发达之既极，地球上数十民质文明发达之既极，地球上数十民族，短兵相接，于是帝国主义大起
而十六七世纪之干涉论复活，卢梭、约罕弥勒、斯宾塞诸贤之言
无复过问矣。乃至以最爱自由之美国，亦不得不骤改其方针，集权中
央，扩张政府权力之范围，以竞于外，而他国更何论焉。夫大势之所
趋迫，其动力固非在一二人，然理想之于事实，其感化不亦伟耶！若
谓卢梭为十九世纪之母，则伯论知理其亦二十世纪之母焉矣。“ 梁
启超认识到，在列强竞争的世界上，中国的国大民众本身就是一个有
利的竞争条件。他说：” 合群云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以物竞
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
此稍学哲理者所能知也。
吾中国谓之为无群乎彼固庞然四百兆人，经数千年聚族而居者
也。“ 他反对提倡” 排满复仇论“ ，主张合满汉各民族为一大
中华民族，以相对于世界其他现代民族国家。他提出了” 大民族主
义“ 和” 小民族主义“ 这样一对概念。” 吾中国言民族者
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
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
外诸族是也。“ 他认为汉族本身也是由多数种族在历史上混合而成
而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因此，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完全可能的
中华民族若” 号称四万万同胞，谁曰不宜“ 中华民国建国后采
用代表国内各主要民族的五色旗作为国旗，正是梁启超” 大民族主
义“ 思想的政治结晶。
梁启超对于近代政治学的国家、主权理论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因
此他在与革命党人辩论时，始终以国家而不是以种族作为民族主义的
载体，坚持一种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而他的论战对手却往往凭借于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一般人的民族感情，以“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一类的比孔孟之道更原始的部族主义来煽动人心。尽管革命党人的
蛊惑言词可能一时显得更为气盛，但是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却更有
生命力，构成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主干。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时
显然只有梁启超以对外反帝为指向的“ 大民族主义” 才能适应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整合的需要。民国建立后，同盟会所鼓吹的“
小民族主义” 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了。孙中山在1912年至1913
年间曾把他的三民主义缩减为一民主义：“民族、民权二大主义均已
达到目的，民生主义不难以平和办法，逐渐促社会之改良。” 二次
革命后，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公布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
章》，规定“ 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 ，仍然没有民族
主义的位置。章太炎则由排满革命的种族民族主义进一步趋向于提倡
国学、国粹的文化民族主义。
“ 国粹” 一词，也是梁启超首先从日文引入中文的。他曾经
考虑过，“ 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
进入民国以后，当他的老师康有为和章太炎等继续坚持“ 国粹”
论时，梁启超就与他们划清了界线。他在1915年说：“ 是故吾于保
全国粹论，虽为平生所孜孜提倡，然吾之所谓国粹主义与时流所谓国
粹主义，其本质似有大别。
吾雅不愿采撷隔墙桃李之繁葩，缀结于吾家杉松之老干，而沾沾
自鸣得意。吾若爱桃李也，吾惟当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与杉松淆
其名实者。“ 梁启超认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深厚根源，不在于
先圣先贤的” 片词单语“ 乃至全部经典，而在于从” 庸德庸言
“ 中体现出来的国民性的总和即” 国性“. 梁启超说：” 吾以
为吾国人之种性，其不如人之处甚多，吾固承之而不必深为讳也。然
而人各有短长，人性有然，国性亦然。吾之所蕴积，亦实有优异之点
为他族所莫能逮者，吾又安可以自蔑。“”国民既有一种特异之国性
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其养成之也故非短时间少数人所能有功，其
毁坏之也亦非短时间少数人所能为力。
而生其间者，苟常有人焉发扬淬厉之，以增美释回，自能缉熙以
著光晶。而不然者，则积渐堕落，历若干岁月而次第失其所以自立之
道耳。古今万国兴替之材，罔不由是。而已吾所见之中国，则实有坚
强善美之国性，颠朴不破，而今日正有待于发扬淬厉者也。“ 又说：”
国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可改良而
不可蔑弃也。盖国性之为物，必涵濡数百年，而长养于不识不知之间。
虽有神圣奇哲，欲悬一理而咄嗟创造之，终不克致。
“”吾国立国于大地者五千年，其与我并建之国，代谢以尽者
不知几何族矣，而我乃如鲁光归然独存。其国性之养之久而积之厚也
其入人之身也，此不待言而解也。且其中又必有至善美而足以优胜于
世界者存也。“ 梁启超对中国的国民性或国性的分析全面而不趋于
极端，既不同于国粹派，也不同于陈独秀、鲁迅，确是当时罕见的”
执中“ 之言。
梁启超认为，国性是民族主义赖以成立的基础，国家主权则是民
族主义得以实现的保障。
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党章第一条即是：“ 取国家主义
建设求强善政府。” 何谓国家主义“ 任公曰，有世界主义，有
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
世界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
于现在。
“ 他在《中国立国大方针》这篇大文章中进一步解释说：”
今世界以国家为本位，一切人类动作，皆以国家分子之资格而动作者
也。……故人民能建设完全国家者则日以荣，其不能者则日以悴。夫
国家如何而始能完全其分子调和，其结合致密，能持久而不涣者
斯可谓完全也已矣。“”欲使我国进为世界的国家，此非可以坐而致
也，必谋所以促进之者。于是保育政策尚焉。何谓保育政策，对放任
政策言之也。“”夫今后之中国，势必籍政治之力，将国民打成一丸
以竞于外。将使全国民如一军队之军士，如一学校之学生，夫然后国
家之形成，而国际上乃得占一位置。若纯以放任为治。则此愿将何日
能遂也。“”以放任为治者政府之职简，以保育为政者其职繁以放
任为治者政府之责轻，以保育为治者其责重。理繁务而荷重责，非强
有力焉固不可矣。“”以上所论，以使中国进成世界的国家为最大目
的而保育政策，则期成世界的国家之一手段也强有力之政府，则
实行保育政策之一手段也正当内阁，则求得强有力政府之一手段也。
而所以能循此种种手段，以贯彻最高之目的者，其事纯系于国民。
“ 梁启超有时又把国家主义称为国权主义。他说：” 国权与民权之
消长，其表示于政治现象者，则谓干涉政策与放任政策之辩争。“”
我中国今日固俨然共和矣。民权之论，洋洋盈耳，诚不忧其夭阏。所
患者，甚嚣尘上，钝国权之作用，不获整齐于内竞胜于外耳。
故在今日，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 梁启超始终
把中国如何对付外来强敌，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视为压倒一切的
任务，并据此来设计完善内政的具体目标。他说，”现今为国家主义
的全盛时代，人夹其伟大之国力以临我，我非有伟大之国力，决无从
对付之，而伟大之国力，非内治组织完备后，决无从发生。“ ”
外竞“ 支配” 内竞“ ，整治内政以利于对外竞争，这是梁启超
的一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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